一：在旧有的“独尊儒术”叙说模式中，老子的地位及影响力被极大地淡化，人们理解的

导语：

　　一：

　　在旧有的“独尊儒术”叙说模式中，老子的地位及影响力被极大地淡化，人们理解的“孔老”多是指“孔主老辅”。孔子历史地位的崇高自然源于他思想本身的伟大，但孔子、老子间尊卑地位的形成却是历朝掌握话语权的群体不断塑造和强化的结果。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群体就绝对人数而言其实只是少数，因为他们的主要代表是正史记载的知名人物，而在此之外还有更广大的民众群体，其生活习俗与精神世界常作为边缘的俗文化而被后人忽略。而且所谓知名人物流传于史书的言论多是根据“经”与“常道”的标准编织出的规范图案，他们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的丰富内容并未展示出来。而“新子学”一直强调跳出经学思维与独尊心态，所以在老子问题上，我们希望用一个更多元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文化，由此客观展示出老子的地位及影响。具体而言，“新子学”要做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新子学”要重审诸子学发展史中的孔老排序问题。现在在编辑《子藏》《诸子学刊》、撰写《中国诸子学通史》等的体例问题上，我们计划把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放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前边，就是为了把对《汉书·艺文志》造成的历史影响减至最小，从而将老子在诸子学发展历程中的开端地位给凸显出来，以客观的子学发展脉络来厘定家派次序、确立子学著作的编排体例。

　　另一方面，“新子学”要重审中华文化史中“孔老”的影响力。“新子学”要借助《中国诸子学通史》撰写的契机重现老子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说明孔、老在中华文化中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将孔、老的内涵由“孔主老辅”变为“孔老齐等”。“新子学”希望以“孔老”双核心来描绘中国文化的格局，不仅坚持中国文化稳定、独特的元素，同时也发掘它变通、开放的特质，使之在与世界各国文化互动的过程中更加从容自如。

　　内在结构决定了外在形态，对老子的重新定位会给诸子学内在结构带来变革，其外在形态自然也会焕然更新，“新子学”将努力推动此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投入中华文化重构的征程中去。

　　(摘编自方勇《六论“新子学”》)

　　二：

　　方勇先生呼吁改变《汉书·艺文志》以来的思想格局，重现老子在诸子学发展历程中的开端地位。在笔者看来，这一提议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绝对化。汉以后，“孔先老后”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在先秦时期，孔子和老子也各有擅长，难分伯仲，“孔老”和“老孔”是可以并存的。

　　如何客观评价老子与孔子对于今人而言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老子放在孔子之前，依据的是孔子曾拜见老子的记载，他推测老子大孔子二十岁左右。胡适初版此书是1919年，那时孔子及其儒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仍然如日中天。胡适以老先孔后排序，对于打破经学至上儒家独尊的局面、将孔子拉下神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后来冯友兰等人重写哲学史又回到了孔前老后的格局，他们倒不是不具备平等的眼光，而是受古史辨派的影响，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神化出来的人物。古史辨派科学、理性的学术态度固然值得尊重，但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人的智力可以把握的程度。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出土的大量文献，证实了不少被古史辨派证伪的古书不伪或并非全伪。《老子》也是这样，郭店楚简《老子》的问世，证明了在战国中期有《老子》古本流行。说老子及其道家在先秦时期影响深远，地位绝对不亚于孔子，是没有问题的。

　　反观孔子及其儒家，虽然孔子死后，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子曰”“夫子曰”“孔子曰”“仲尼曰”，但其中应该很多是假托圣人之名。一般认为，比较可靠的孔子资料是《论语》，目前出土文献中出现的多部古《论语》都出现于汉代，而在先秦出土的文献中虽然发现了大量与《论语》相关的文献，但尚未见到一本先秦时代的《论语》，类似郭店楚简《老子》，可以与后世文本高度重合。当然，不出现不等于没有。从先秦出土文献的比例来看，儒家文献远远多于道家文献，孔子之言远远多于老子之言，这证明儒家在先秦影响之大。但是仅从文献的数量来判断影响的强弱是有问题的，有些地位极高极重要的文献，未必大量出现于民间，例如《孙子兵法》等兵书、《鬼谷子》等阴谋家书，是极少数高层或特殊阶层才需要掌握的学识。《老子》也是这样，作为“君人南面之术”，应该不会广泛流行于民间，现在出现的四个古本，还有战国中期的，可见其影响之强烈和广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