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经典中，传统儒家“四书”之中的《中庸》不仅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修养论

导语：

　　一：

　　在中华文化经典中，传统儒家“四书”之中的《中庸》不仅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修养论、功夫论，更是传统儒家思想体系中重要的辩证法和方法论，彰显了传统儒家的入世情怀和处世哲学。就实质而言，《中庸》是数千年前中国古代哲人面对当时“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所做出的哲学思辨与思维总结。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一直以来以其内蕴的人生哲理和道德智慧浸润着中国人的心灵，指导着人们在现实的可能与不可能之间进行抉择。

　　“中庸”吸纳了天地自然对立调和、互动互补的原则，并以之调和人类自身与天地、与万物的关系，达到中和的境地，使天地万物与人如常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庸之道又是人间之道，可以用来调节伦常关系、社群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发展，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不断与时俱进的。毛泽东常常把孔子及其学说从道德和哲学层面分开进行分析。他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毛泽东认为中庸观念本身不是“发展的思想”，体现了保守性;但是从哲学上说，它“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以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

　　毛泽东采用正反两方面的辩证思维及运用两条路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诠释“中庸”，肯定“中庸思想”的积极因素，拓宽与丰富了“中庸”思想的含义。邓小平在对传统中庸观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了“过犹不及”的中庸方法，光大了矛盾对立统一的内涵。他认为在事物对立的两极间，在同一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存在着广阔的处于差异状态的中间带、中介项。他充分认识到了这些中间带、中介项在事物稳定状态中的重要作用，反对盲目地超越中间带而走向极端，使传统“过犹不及”的方法论在现代的改革开放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从蕴含中华几千年深厚底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又把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了发展与创新。他不仅将“中庸思想”作为人的道德修养、官德建设以及社会道德建设的途径，而且对传统的中庸思想有了新的继承和发展。比如，中庸之道的本质在于以全局的视野和全面的方法看待世间万物，在“何为中”的问题上，“中庸思想”的回答是“全为中”，而习近平总书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理念与之高度契合;再比如，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基本原则。这些都是《中庸》“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思想在应对自然风险和进行社会治理中的新的运用和发展，实现了“有守”和“有为”的结合，体现了主观与客观、风险和机遇、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为我们更好决策、更有效开展工作提供了思维方式和领导方法。

　　(摘编自王乐《当〈中庸〉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

　　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从中华元典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十部经书进行全新研究，是传统经学研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对经学的研究体现了重经学主旨大义阐发而略烦琐训诂考证的经学研究思路。该著作克服传统经学作为“专门之学”和“学究之学”所产生的弊端：一方面，因为是课堂讲课的实录，所以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能够为一般读者所理解;另一方面，因为重经学主旨大义阐发而略烦琐训诂考证，能够对十部重要经学著作的主旨大义进行阐发，使初学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对传统经学的主要思想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该著作重视传统经学思想在当代核心文化价值观建构方面的作用，使得传统经学在当代新的学术背景下焕发出活力与生机。姜广辉认为：“经学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经学为中国文化命脉”。他认为：“古代经典凝聚着一个民族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这种经验和教训经过历史的淘汰与锤炼，它是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探讨、反思和弘扬的公共平台，也可以说是精神家园，因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作者能够抓住传统经学著作的核心精神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作用加以论述，如作者认为《尚书》的主要思想是“协和万邦”，《周易》的主要思想是“忧患意识”，《春秋》的主要思想是“大一统”等。作者以全新的理论视域对中华元典进行了诠释，这种诠释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开新”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