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作为科幻的宏大

导语：

　　一：

　　讨论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作为科幻的宏大，二是作为文学长篇叙事的宏大。先来看前者。作为一种能够以宇宙为空间尺度、以万物起源与终结为时间尺度的小说类型，科幻小说天然地具备史诗气质。“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出自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中的名言，简洁形象地概括出了科幻小说拥有的广阔时空维度。它使科幻小说得以跨越个人、家庭乃至民族、国家的边界，想象整个人类种族的兴亡全景。

　　相比现实主义小说，科幻小说凭借现代科技的力量，获得了重述过去与铺演未来的可能，这使科幻小说在描绘长篇历史画卷时，气势更为恢宏。此外，由于真实历史事件被放置在可逆性状态下重新认知，或现实有了虚构的未来发展并结构出动态的因果关系，科幻小说往往能够更为深刻地揭示历史本质。“虚构现实或可能世界，尽管有着种种的移置和伪装，却始终反映着特定社会文化阶层的隐含受话者的愿梦和梦魇”(达科·苏恩：《科幻小说面面观》)。科幻小说一方面将目光投向宇宙或世界的永恒，另一方面也始终牢牢把握着时代的精神。正是这种被达科·苏恩称为“现代科幻小说特有的史诗性”，使宏大叙事在长篇科幻小说中屡见不鲜，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三部曲》、弗诺·文奇的《深渊上的火》、丹·西蒙斯的《海伯利安四部曲》等。

　　科幻小说宏大叙事的第二个层面，即作为文学长篇叙事的宏大，也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分析：一是叙事的宏大，二是宏大的叙事。先来看叙事的宏大。在科幻小说家中，王晋康、刘慈欣努力以科技文明为内核书写价值信仰。王晋康的《豹人》《癌人》《类人》等“基因人”系列，既对基因技术、人工智能产生的道德伦理问题展开重新思考，又对这些科技手段保持了乐观、坚定的信念。同样，在刘慈欣的《三体》里，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作家的科学乐观主义，以及由此而生的理想主义情怀。

　　接下来再看宏大的叙事。科幻小说是文学，所以必须强调文学性。场景铺展得再宏大，精神提得再高远，如果叙事能力跟不上，那么这个宏大叙事依然是有问题的。很多科幻小说宏大有余，叙事能力不足，可以轻易地把时空范围延展到星际之间、千年之外，但在基本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方面，仍然比较单薄、生硬，观念化的痕迹相对明显。而另外一些科幻小说，则是叙事技巧到位，对人性、人情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为主流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比如陈楸帆的《荒潮》，韩松的《地铁》和《医院》系列等。但这些作品因为价值观念问题方面的原因，又比较难以展开宏大叙事。或许正由于此，刘慈欣的《三体》才始终会让人觉得难以超越。《三体》中的每一个人物，章北海、程心、云天明都各具个性，尤其是章北海身上体现出的传统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为人类献身的大无畏气质，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但是，难以超越并不意味着无法超越。仔细梳理“宏大”与“叙事”难以两全的原因，比如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历史缺陷，作家对科幻文类功能认识的偏颇、自身的科学素养和文学能力的不均衡，以及科幻叙事学批评的落后等，然后去思考如何克服这些难题，都是提升科幻小说宏大叙事水平的可能性路径。现在科幻小说创作处于发展的好时机，好好利用这一时机，提高科幻小说的创作质量，是每一位科幻作家和研究者亟待思考的问题。

　　(摘编自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

　　二：

　　宏大叙事作为一种充满历史理性主义的整体性叙事，关注人的社会性，描绘国家、民族的重大历史、现实场景，表现伟岸、阳刚的人生形式，张扬和追求理想、道德、崇高等精神价值。所以，宏大叙事不仅是一种叙事方式，也是一种叙事立场和审美形式。中外文学史上都曾涌现过一大批宏大叙事的经典作品，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这些作品取材自国家、民族的重大变化和历史转折，塑造“伟岸的英雄”，融合现实批判性、历史性和人性剖析，成为充满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文学史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思想启蒙、民族解放、国家建构等宏大叙事更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子夜》《红旗谱》《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作品，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民族情怀，展示了宏阔的社会生活，描写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其中流淌着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激情，成为几代人的精神坐标。可以说，整个20世纪，宏大叙事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民族命运密切联系，形成了与时代同步、关注社会现实、探索人生境遇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成为重要的文学遗产。